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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遷徙 全國資源菁華注入台灣

作者:戚嘉林(統盟文宣部長)      建立日期 2010-07-22
統盟文宣部部長戚嘉林教授在統盟演講
 
 
  對台灣而言,戰後短短三四年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回歸祖國,台灣同胞欣喜若狂。但祖國的抗戰勝利是慘勝,遭日蹄侵凌五十年的祖國,落後難以想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此時又值內戰,國家處境是雪上加霜。隨著國共內戰勝負態勢的逐漸明朗,蔣介石將國府遷移台灣,從而將當時全中國資源的菁華挹注台灣,例如將故宮文物偷運台灣、將全國庫存260萬兩黃金偷運台灣,將沿海大城市一些大型工廠遷往台灣,將部份全國優秀人材遷往台灣,使台灣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成就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經濟奇蹟。
  上個世紀末,海外華裔與西方學者,受台灣行政機構的強力宣傳影響,誤以為國府有奪天造化之功,而有台灣在四十年內就脫離落後的經濟結構,完成英、美、德等先進國家費時約百年方能完成的經濟發展的迷思,從而將1960、70年代的台灣經濟起飛(take-off),譽為「台灣經驗」或「台灣經濟奇蹟」。1980年左右,先後得過諾貝爾獎的四名經濟學者顧志耐(Simon Kuznets)、海耶克(Frederick Hayet)、傳利曼(Milton Friedman)及克萊恩(Lawrence Klein),因不熟諳台灣近代歷史,受台灣宣傳的影響,皆為文讚揚「台灣經濟奇蹟」,譽為第三世界的楷模,並將功績全歸諸於國府執政。在政權機器的強力宣傳下,連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都會有上述的迷思,那一般台灣居民更是因不曉這一段歷史的真相,而對歷史諸多誤解,故本文旨在還原歷史真相,破除台灣近代史實迷思。
   
故宮文物運往台灣
 
  1948年11月中旬,「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翁文灝(行政院長)、理事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杰(外交部長)、傅斯年(中研院史語所所長)、李濟、理事會秘書長杭立武、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等即密商,決定將「故宮博物院」文物運台。案經朱家驊向蔣介石報告奉准。12月22日,海軍總司令部派運輸艦中鼎輪自南京下關啓航,載運第一批故宮文物於26日安抵台灣基隆,第二批亦於1949年1月9日安抵基隆。
  上述的故宮文物,就是眾所周知台北「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故宮文物,那是數千年全中國的文物精品,是無價之寶。如今,故宮文物不但大大豐富台灣文化的內涵,成為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份,也連結了兩岸的文化。
 
偷運黃金來台
 
  至於偷運黃金事,1948年8月19日,國府發行「金元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規定民間不得私藏金銀外幣),從而搜括大量外幣與黃金,僅上海一地就搜括黃金110萬兩(佔全國搜得約147萬兩黃金的75%左右)是國府發行「金圓券」的庫存現金準備金;1948年12月1日午夜,國府在上海外灘戒嚴,將200萬兩黃金裝船秘密偷運台灣運,適巧為該晚住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北樓)樓上的英國記者George Vine所目擊,他憑記者專業的直覺,斷定挑夫所挑的沉重箱子裡,必定是黃金,乃立即向倫敦發了電訊。次日英國報紙刊登了這則新聞,這一消息經上海《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申報及其他報紙轉載,震驚全國。幾天後,在上海的中國銀行門前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黃金擠兌(Gold Rush)。12月24日,央行停止出售黃金,「金圓券」如雪崩似地狂貶,1948年8月至49年6月,十個月貶值兩萬萬倍,剎時間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多少人飢寒而亡?
  但對台灣而言,基於金圓券與台幣因準備不足濫發貨幣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致兵敗如山倒的前車之鑑,國府乃將從上海偷運台灣前後超過260萬兩的黃金中,提撥80萬兩黃金和一千萬美元外匯予「台灣銀行」,作為新台幣最初發行額二億元的準備金。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宣佈進行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5元新台幣折合1美元,舊台幣4萬元折合新台幣1元。為鞏固百姓對新台幣的信心,「台灣銀行」是實施以黃金購進新台幣的舉措,於同日(6月15日)規定市民可持新台幣依公定價格換領黃金或美鈔(直至1950年12月停辦)。此外,1949、50年國府也變售黃金以支應政府開銷及以黃金折發軍餉(每兩黃金換新台幣280元充作國軍薪餉)。如此一來,總共200多萬兩黃金與大量美元,經由「台灣銀行」拋售的方式流入民間,從而穩住了幣值,穩住了人心,使台灣在幣值穩定的條件下,得以從事經濟復原與發展。但那些黃金,是沾滿內地人民的斑斑血淚與苦難。
 
大陸物資搶運台灣
 
  1948年秋,國府開始將大陸物資搶運台灣。是時,蔣介石下令將美援軍用物資和日本賠償物資直接運往台灣。1949年1月22日,北平、天津、唐山、河北、歸綏等五個廣播電台的機件和庫房重要器材也搶運上船,於二月經上海時,再載走上海廣播電台一部五十瓩和一部百瓩中波機,以及廣播器材修造所部份材料,一併運來台灣;青島也2月起開始,將聯勤總部一萬多噸、海軍總司令部約五千噸的物資和中央銀行青島分行等政府金融機關的金銀,以及民間物資,例如六和棉織廠、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棉布、棉紗和齊魯公司釀造啤酒的機器等撤運來台;4月,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下令,將上海的機器設備、車輛、紙張和暧氣設備等物資運台,棉紗、布匹大部份運往台灣、一部份運往香港。斯時,招商局船隻99艘共256,948噸遷移到台灣;6月,南京被服廠(今聯勤第一被服廠)由漳州遷到宜蘭羅東。
  至於總重達二萬五千噸的第三批日本賠償物資,也於1949年7月至1950年8月,分裝8,576箱分十三次航運台灣(其中包括機器設備如鍋爐、壓縮機、水泵和各類小工具、及整套變電設備十三套、各類變壓器約600具)灣(見陳錦昌《蔣中正遷台記》)。
 
紡織產業在台平地拔起
 
  至於將沿海大城市一些大型工廠,以紡織為例,光復初台灣棉紡織工廠能實際運轉的紡錠僅0.83萬錠,是時日人殘留在台的棉布生產力,約僅能供應台灣需求的5-10%。但因國府的大撤退,乃將上海的中紡、華南、大秦、雍興、申一、台北、台元、六和、彰化、遠東等十家大型紡織工廠遷台,1953年時全台紡錠遽增至16.9萬錠。此時期之棉紗年產量,也自1948年之730噸,增至1953年的19,546噸,島內棉製品產量大體可自給自足,1954年始紡織品已有能力輸出。斯時,紡織品棉紗及其製品外銷佔台灣全部外銷比例,從1954年的0.34%升至1962年的12.2%。紡織工業的飛躍成長,形成1960年代以紡織工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發展。故當時台灣整個紡織產業(包括資金、設備、技術、人才等)的平地拔起,是來自內地大陸,其對台灣經濟發展貢獻至鉅。
  再者,更重要的是注入了可貴的人力資源,當時隨國府遷台的91萬外省軍民(1943年台灣本省人共613.4萬人),是有價值的人力資源,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即指出,1949年一兩百萬難民湧入香港,「挾著大批來自中國最傑出的企業家、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他們有來自上海的,也有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這些大陸精英形成了一個厚實的人才基礎」,他們將香港建成了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同樣的形情也發生在台灣,若無1949年國府的大遷徙,「台灣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國多年的頂尖領導人才,都吸納過去。他們的行政,加上美國的援助,改變了台灣。當這一切在1949年發生時,我還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別是創業人才,也未曾意識到這些訓練有素的人才,正是改變社會、提升社會的酵母」,例如1950-65年間高等教育與中小學教育的急速擴張,更為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提供充沛的高級人力資源;無可諱言,當時國府轄下的全國情治單位,也集中撤至台灣,例如單是「保密局」就有成員約二、三千人轉抵台灣。是時,僅佔全中國土地面積百分之三的台灣,卻雲集了全「中華民國」的龐大情治單位,從而深化了白色恐怖統治。
  台籍學者林鐘雄教授就認為,台灣近代經濟發展的成就,不得不提及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台灣的外省人中,是包括來自全國性的高階菁英專才如尹仲容、徐柏園、蔣夢麟、沈宗瀚、李國鼎、孫運璿、汪彝定等人,及一批來自大陸的中高階技術官僚與人員。因為,縱使有日據時期殘留下來的基本設施及勤奮的人民,但如果沒有優秀的經濟決策者及技術人員,要從事戰後經濟重建是極其困難的,更遑論日後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這些外省菁英建立相對效率廉潔的行政系統及公營企業,與台灣本地人共同從事經濟建設,開創了1950-1980年代間台灣傲人的經濟成就。
 
 ※本文刊載於《統訊》201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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