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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考驗和必要「平臺」

作者:時殷弘      建立日期 2010-05-18

4月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在英國首都倫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

這是與會各方領導人集體合影。新華社記者 李學仁 攝

 

  英文《中國日報》5月18日言論版文章:中國的確在發展,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迅速擺脫金融危機,而美國則有一定衰落。但是中國仍然有很多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的不合理、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矛盾的加劇等,這些國內問題都是中國崛起的挑戰。中國與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實力上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也更談不上目前中國挑戰美國霸權。但是日益增多的中美摩擦確實是表明國際關係秩序在轉變。

  從歷史上看,崛起中的新興強國的綜合國力提高速度顯著快于其他強國,很容易引起其他強國、特別是原有霸權國家的警覺。如果崛起國能夠努力與大多數強國構建和維持基本友好的關係,那麼其崛起的政治環境就是有利的,否則就非常不利。如果較多強國共同遏制新興強國的崛起,就會給新興國家制造巨大的困難和障礙。因此,作為崛起中的新興強國,要能夠多同其他國家商量,多反映世界的前沿性和前瞻性問題,並且在解決此類問題上能夠發揮或參與發揮主導作用。

  這就要求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中國無論是對世界上的窮國還是富國、小國還是大國或超級大國,都要大體上抱著建設性的態度,能夠在不損害中國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善于協調,善于聽取意見,善于同他國合作。

  所以,中國一直倡導的“和平崛起”沒有變,也不應該變。但是,和平崛起並不等同于要委曲求全,中國在保護自己核心利益問題上是不會退步的。而要有經久的和平,就要有在絕對必需的情況下為和平進行戰爭的能力。為了和平崛起,中國就必須加速軍事力量的全面改進和建設。過去的歷史表明,所有大國在崛起歷程中都會經歷一兩次力量、意志和決心的根本考驗。

  從根本上說,中國和平崛起重在歷史性創新。現代歷史上那些真正興起的強國,無論是荷蘭、英國還是美國,興起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政治、經濟和對外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實現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創新。例如英國通過“光榮革命”實現了憲制政府,後來又發動了工業革命;美國在世界上第一個建立了極大規模的現當代教育、科學和技術開發體係。

  同理,為了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慮我們怎麼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中實現非常重大的創新。具體來說,如果我們能夠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基本社會公正的全面小康社會,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漸形成民主法制傳統,那就是我們在成為偉大強國過程中所必需的基本創新。

  從外部環境看,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有那麼多強鄰,中國必須小心謹慎處理與這些鄰國關係。另外,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有多項“安全兩難”,而中國在其中作為一個角色的佔一半以上。不僅如此,東亞地區國際關係和力量對比也在多方面地顯著變動。中國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須處理好這些關係。如果像中國這樣面對很復雜、頗大意義上也很困難的地緣政治環境的大國能夠做到這一點,從而同全面改進和發展中國的軍事力量一起,經久地和總體上和平地維持和加強中國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實現了另一項重大的歷史創新。

  中國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幹經久和基本的“平臺”,它們有些是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性質的,有些則遠不止是如此。可以設想的第一大“平臺”,在于在盡可能長的時間裏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兩國間較為穩定的戰略、外交和經濟協調關係。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全局性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必然是與美國的關係,不管這關係的基本狀況如何。要在絕不犧牲中國最根本利益(並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爭取通過盡可能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協調性關係來防止中國崛起的過大阻力甚或過大風險,同時關鍵性地拓展中國安全和發展的多方面空間。

  可以設想的第二大“平臺”,在于中國至少參與主導的多個亞洲次區域多邊安全體制,連同同樣是亞洲次區域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特別要有全局性和長遠性的戰略思維和實踐決心。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三大“平臺”,是數量愈益增多、功能總的來說愈益重要的各類國際組織。這個平臺是中國得以從自身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出發參與國際“規則制訂”的一個最重要場所。而中國在這個舞臺更需要提高外交藝術。在哥本哈根外交峰會上中國被指責傲慢,實際上就是我國在這個平臺上的外交還不夠成熟的表現。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四大“平臺”,應當是對外經濟戰略。它與一項項具體的對外經濟政策有別,而且往往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指導或支配這些政策;它作為國家大戰略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有較高的自覺程度和內在整合程度,並且有它自己的各個分支。經濟實力的空前迅速增長和對外經濟交往的異常蓬勃發展,構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最突出的民族成就。

  從中國所處的力量對比格局看,我們特別需要至少鞏固同俄羅斯的“特殊關係”,並且認真考慮在大致可行的情況下,逐漸同中國周邊個別地緣位置特別關鍵、國家實力實屬可觀的國家新建“特殊關係”。

  不言而喻,中國和平崛起的未來軌跡很大程度上將由世界和區域國際政治的大環境決定,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將由中國自身的狀況、戰略和政策選擇決定一樣。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歷程中一方面必須有、也能夠有巨大創新,另一方面不會、也不可能整個“例外于”現當代世界史。對我們應有的思想和實踐來說,具備這一基本認識至關重要。(作者 時殷弘)

來源:中國日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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