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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陳映真:我是個死不悔改的「統一派」

作者:光明日報      建立日期 2010-09-13

陳映  

 

 

 但凡親見過陳映真的人,總會因他的正氣和厚重心生仰慕;而用心閱讀了陳映真作品的人,也多半讚歎過其文字裡深蘊的沉鬱與悲憫。

 819日,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主席團第十次會議現場。聘請台灣作家陳映真擔任作協名譽副主席的決定,在32位主席團成員的一致贊同下順利通過。這是目前作協內最高的名譽職務,也是兩岸文壇情感交融的一大明證。

 此刻的陳映真,一定感受到了32道目光的遙遙致敬,感受到了億萬同胞的殷殷深情。

 「不論今後的生活多麼艱難,我要把這支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一支妙筆,一顆赤心,是陳映真文學人生最貼切的註腳。

 「我是個死不悔改的『統一派』」

 「我為自己是生於台灣的一個中國人而驕傲。」77日,當得知自己成為中國作協吸納的首批台灣會員之後,久未提筆的陳映真專門撰文,如此表明心跡。

 1937年,陳映真生於台北鶯歌鎮。自小,家人代代相傳的「神奇地址」就深烙在他腦中:「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石盤頭,樓仔厝……」長大成年,他才漸漸明白了,那是自己永誌難忘的家。

 初中時,在父親書房的隱蔽處,他翻出了魯迅的《吶喊》,很快沉潛其中,「耽讀竟日終夜」。「從魯迅的作品中,讀到他對中國深切的關懷和熱愛,讓我從小就認定中國是自己的祖國。」

 1959年,在台灣肅殺的政治空氣中,陳映真發表短篇小說《麵攤》,走上了文學道路;而讓他堅定信仰,逐漸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的,卻是一場為時七年的牢獄之災。

 19687月,因為翻譯《共產黨宣言》、成立左派組織「台灣民主同盟」,陳映真被台灣當局逮捕,投進綠島監獄。出獄之後,他的文筆愈發犀利,《第一件差事》、《將軍族》、《夜行貨車》等傑作相繼問世。與此同時,他更以「死不悔改的『統一派』」自居,1988年牽頭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首屆主席。此後,他不知疲憊地奔波於海峽兩岸,並於晚年移居北京。

 「台灣社會的一面鏡子」

 2004年,台灣著名舞蹈團體「雲門舞集」,推出了融《將軍族》、《山路》、《雲》等於一體的大型舞劇《陳映真·風景》。雲門領袖林懷民說,「我是讀他的作品長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們熟悉的台灣」。的確,不論是《我的弟弟康雄》裡市鎮小知識分子蒼白而缺乏行動力的形象,是《夜行貨車》裡台灣社會工商化、經濟國際化過程中的社會病態,還是《趙南棟》裡烈士後代在台灣資本主義化進程中的異化與毀滅,都植根於現實土壤,如浪濤般衝擊著一代代民眾;而永恆的鄉愁、無「根」的傷痛,那種銘心刻骨的、屬於一個民族的集體思憶,更是在他筆下抒發得淋漓盡致。

 「他是第一個以小說形式表現台灣上個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革命者的鬥爭與犧牲的作家,也是第一個表現反『文化』的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指出。

 1985年,雜誌《人間》在陳映真的創意下誕生。與對繁華富麗的禮讚背道而馳,這片《人間》著意展現的是台灣的「後街」,是那些隱藏於物慾背後的殘破與悲傷。弱勢群體的邊緣生存,殘疾老兵的堪憐晚境、霓虹燈下迷失的懵懂少年……陳映真記錄著,書寫著,以此「呼喚人類的良知,重建一個信仰、希望和愛的社會」。

 文學,「對生命和靈魂的思索與吶喊」

 以魯迅為偶像的陳映真,本身也是很多人的「偶像」。其「粉絲」中最著名的,當推作家王安憶。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為此,王安憶寫出了以陳映真為原型的小說《烏托邦詩篇》及散文《英特納雄耐爾》,以志紀念。

 在報告文學家陳祖芬眼裡,陳映真是個「正氣、厚重、有擔當」的人。他們相見於2001年在台灣舉行的兩岸報告文學研討會,「只第一眼,就覺得他是當場最有份量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的堂堂外表,更由於他天然流露出的悲劇意識和擔當精神,好像生來注定要挑起台灣紀實文學這副擔子似的。」

 「我總不能把文學僅僅當作流行時潮的遊戲,總是把文學看成對生命和靈魂的思索與吶喊。」「文學為什麼?我從自己的經驗體會到,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燃希望,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到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這是陳映真對文學的感悟與鍾情,更是對所有寫作者的忠告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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